在当前电影市场上存在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屡屡被唱衰、亟待救市的香港电影却总是在内陆票房整体疲软时刻发挥着“救世主”的关键性角色。在2017年国庆档王晶重归的力作《追龙》以鲜明的刻画再现了港片黄金时代的荣光，2018年国庆档庄文强精心炮制的《无双》以身份反转的谜题故事重新激活了银幕前观众对枪火香港的热切记忆，及至最近上映不久狂砍12亿票房的《扫毒2》都深刻映射出新式港片丰富的兼容性与灵活的延展度——无论身处于何种复杂的文化语境，香港影人都能借助高度纯熟的电影工业基础重述新时代港味故事，这也可以视作是后冷战时代下香港电影一次无意识自救行动。

《无双》海报

然而，在整体大势疲软的2019年暑期档，被再次寄寓救市厚望的《使徒行者2》显然难以再次复制“追龙”、“无双”的票房神话，这次自救行动却仅仅停留于对自我类型套路的微妙突围上，在真正意义上依然只是惯常香港电影的一次重演，实在缺乏新意。目前，《使徒行者2》已上映近一周，却依旧被热度不减的《哪吒》轻松实现票房反超，该片在票房上的暂时性失利似乎也验证着目前港片突围的困局——单凭一两部港片票房的狂飙就高呼“港片复兴”恐怕为时过早，新式港片在与内陆市场的融合中仍处于短兵相接阶段，呈现出高低起伏的极度不平衡阶段，目前新式港片还在持续性试水、磨合过程中，不仅关乎类型模式的实验翻演，更在于如何与内陆观众建立共振式的情感结构。

如果将近些年来的新式港片《追龙》系列、《扫毒》系列、《无双》与目前的《使徒行者2》作为一套连续性港味谱系来看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真正发现隐藏在新式港片背后的文化顽疾。这一系列影片都延续了80-90年代热血的江湖兄弟情，但兄弟尚存，江湖不再。可真正能激活当下观众观影激情的恰恰是龙虎盘踞、错综复杂的江湖记忆，这是为现代都市人逃离生存高压、重返青春情怀开辟的一处未死方生的时间之门，缺失了江湖，那么新式港片也缺失了言述土壤，负载了某份难以为继的文化孱弱意味。

《使徒行者1》海报

江湖，作为法外之地，在银幕空间建立了一套想象性规则体系，明确了厮杀博弈的对手。在票房大卖的《追龙》、《扫毒2》中，都创建了一个“黑吃黑”的虚拟江湖世界，只关乎纯粹的民间伦理与道义，对手皆为昔日社团内部的手足兄弟，强势政治法则的暂时性退场为观众重缅江湖情谊提供了一份暧昧时空。而在《使徒行者2》中，江湖彻底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等级森严的警队梯阵，兄弟二人所对抗的只是虚妄的国际地下组织，对手的缺席导致所谓的兄弟情谊沦为廉价的煽情排演。

《使徒行者2》所遭遇的空间困境对未来港片的转型走向也提出了新思考：在一个缺乏对手、失去表意空间支撑的后冷战时代，新式港片将如何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中实现“江湖世界”的微妙平衡才是走向复兴的关键。在高声疾呼、却对手不存的空洞世界里，张家辉与古天乐扫射的弹雨更近乎新式港片愤懑却微弱的宣言，而片中那头骤然闯进扭转战局的公牛又是否折射出港人对对手的异化想象呢？

铁幕的散场：卧底消亡

事实上，作为文化转型时刻最为敏感的一族，香港影人在后冷战时代早已自知对手缺乏的苦涩困境，并且将其作为一份独特的文化况味融入了全新的叙事体系里，从而展现出更为酷烈的宿命意识。在2006年由邱礼涛执导的《黑白道》中就展现出深刻的身份撕裂意味，这部影片更像是对昔日港片繁华不再、大梦初醒后的人们一次精微的描像，在江湖落幕之后，一度沉溺于热血身份反转游戏中的香港又该如何重新面对无声的现实生活，是《黑白道》关于昔日对手不再发出的沉痛叩问。如果将《使徒行者2》联系起来，那么两部都由张家辉主演的电影或许可以呈现出后冷战时代的香港卧底从江湖进入体制的漫长生命轨迹。

在《黑白道》中，张家辉饰演的卧底结束长达8年的黑道生活后，重新回归现实生活却一度遭遇身份危机，不仅警队高层对其充满怀疑，昔日黑道兄弟也对其叛变恨之入骨，在黑白两道同步排斥中，张家辉在欲念堕落的深渊中愈陷愈深，终于在一次追捕黑帮分子行动中彻底失控，在黑帮分子的暗杀中凄然离世。

《黑白道》剧照

在13年后的《使徒行者2》中，我们看到昔日饱受身份撕裂折磨之痛的张家辉摇身一变成为警队高层精英，他已然实现了后冷战时代身份创痛的平稳过渡，甚至将自身暧昧不清的身份作为捣毁犯罪集团的利器。江湖身份实现了对强大政治逻辑的无条件屈服，甚至影片为江湖身份的最终疗愈提供了一处转型空间：直接听命于香港警队处长的隐蔽卧底机构。这条隐蔽战线被设置在昏暗山洞中，在深层意义上更暗合了香港卧底故事在后冷战时代下的空间寓言——当上层地面空间被强势政治逻辑与地下集团火并占据时，留给香港卧底故事的仅仅是一处愈加逼仄狭隘的表意空间。即便成功愈合身份创痛、化身警队高层，张家辉依旧无法叛逃13年前延续的晦暗宿命，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再次悲情赴死。诚然，在香港卧底类型体系中死亡是一种惯常出路，但13年后《使徒行者2》中的宿命延续似乎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香港卧底题材的表意困境——在缺失对手后，死亡或许才是新式港片重新激活江湖记忆的唯一途径。在当下，如何真正活下去是远比死亡更难讲述的身份故事。

《使徒行者》剧照

在另一层文化意义上，选择让卧底悲情赴死也是当下港人在遭遇全新文化语境时刻一种自我保护性的选择，因为活着就必然要背负着愈加沉重的江湖记忆，这显然是比死亡更令人痛苦的残酷现实。在《寒战2》中，梁家辉饰演的鹰派高级督察李文斌正是诞生于冷战时代的卧底，在以郭富城饰演的刘文辉为主导的讲法制、守规矩的新派警队中，李文斌身上浓烈的强权气质显然是冷战时代遗留的产物，这也导致《寒战》系列始终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的政治遗产展开惊险暗斗。在新旧势力斗争中，李文斌一派的昔日卧底集团被排斥于政治博弈边缘，群像性身份困境也呈现出了后冷战时代卧底故事表意空间最终的坍塌。在《寒战2》最凄然的告别戏中，李文斌碍于含混的卧底身份一边屹立于正义的警队梯阵，一边无限伤感地目睹昔日0记的卧底下属无声地向自己诀别，一墙之隔间，双方默然不语，直至猝不及防的自杀终结这一场痛苦的身份对峙危机，这一幕告别戏对后冷战时代的香港故事具有深刻意味——这不仅意味着殖民时代卧底故事的怆然落幕，更是整座香港对冷战时代城市光辉记忆怅惘道别的镜像缩影。

因此，如果以《寒战》系列为新式港片终极议题的话，那么《追龙》系列、《扫毒》系列、《使徒行者》系列都不过是围绕着最核心“寒战”政治遗产的一整套现实厮杀的银幕搬演，屡屡上演的身份反转游戏也是后冷战时代的香港影人在政治旋涡中对自身地缘身份持续性实践、质询乃至最终整合的摸索痕迹。

《追龙》海报

事实上，香港卧底题材的母体身份与冷战时代的香港地缘政治地位具有高度耦合性。60年代以降横亘于大洋彼岸的冷战铁幕为香港的崛起带来了一次奇妙的历史契机，也为未来港片的式微埋下了伏笔。作为铁幕对峙前沿阵地的香港，一度享有政治与文化上的表意自由。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强有力的外流资本支撑下，香港经济呈现出过剩繁荣局面，这一方面源于香港得天独厚的中心地缘政治位置;另一方面也出于深刻政治博弈考量，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精美的前沿橱窗，香港繁荣的经济文明无疑向全球展现出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铁幕时代倨傲雄厚的博弈资本，而香港的卧底题材也在冷战语境下应运而生。身份反转的游戏在港片故事中呈现出双重暧昧的文化想象——一方面香港对自身身份的定位始终模糊含混，旧有宗法氏族传统与先进西方现代文明彼此胶着，使香港一度失陷于身份迷失困境中，卧底的身份焦灼正是今时香港在现代化狂潮冲击下定位失衡的表征;另一方面在资本经济重组下的香港社会又标榜着自身是全世界安全系数最高的城市，拥有高度健全的安全保卫体系，因此卧底故事中对黑暗势力的最终征服也是香港倨傲资本身份的显著展现，卧底故事在政治框架下也是香港对自身母体身份的重新讲述。所以，作为有浓厚冷战色彩的卧底故事在80-90年代港片黄金时代大行其道正暗合了香港市民对资本身份的完满想象，卧底正义的胜利回归为裂隙横生的地缘身份提供了一次暂时性弥合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