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阴云，笼罩黔东南州。赭色的吊脚楼伫立在灰扑扑的天幕之下。我们与苗绣省级传承人杨科礼相约于午后碰面。她化了妆，穿着亲手制做的苗族传统服饰，佩戴同样精美的银器。她说，“苗人爱美”，哪怕居住的环境再凋破，出门也一定要漂漂亮亮的。

这是一处被称作“民族风情园”的地方。它被凯里政府特别规划出来，位于一处山窝环抱之地。贵州凯里的绣娘，而今大多聚集于此处。每逢周末，这里格外热闹。绣娘们纷纷出摊，将绣品码放齐整，等待着同乡人、外来客。

“我嘴笨”，在合作社的里间坐定，这已经是杨社长第三次用“嘴笨”表露她的担心。我们一直聊到日头西垂，明亮的日光竟然斜斜照了进来，温暖的能量正在涌动——从村寨涌向城市，从个体生命涌向文化传承。

黔东南州阿科里绣娘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杨科礼

杨科礼是贵州凯里非遗苗绣的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响应政府号召，成立了黔东南州阿科里绣娘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当地的苗族妇女学习传统苗族刺绣技艺，并帮助她们把绣品推广至市场。“阿科里”是她的苗族名字。三四岁时，母亲在家里绣花，她边看边学，算下来，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

“在我们当地，我妈妈画画、刺绣是很有名的。她还会唱苗族飞歌。要是她成长的年代是现在，肯定是个艺术家。”谈到母亲，杨科礼很自豪，“小的时候，她画我也画，她绣我也绣。到了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绣成了自己穿的一件衣服。”她说，自己或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而民族文化也正如这样，从上一辈传承给了下一代。

合作社是一栋四层的吊脚楼建筑。她的代表作品之一《长脚的蝴蝶妈妈》挂在立柱上。在苗族传统文化中，“蝴蝶妈妈”被视为苗族人共同的祖先，因此“蝴蝶”出现在许多绣品之中。杨科礼在这幅作品中囊括了苗族的十数种技法，并对传统故事的内容进行了创新。采访中，她还对悬挂于正中的刺绣蝴蝶展开了介绍，“我们坐了九个小时的车，去到贵州最偏远的加勉乡。我收集了52位绣娘绣的绣片，和徒弟花了两天两夜，拼成了这只大蝴蝶。”

“多样，华丽，生动”，杨科礼这样形容苗绣。过去，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苗绣便充当了交流的载体。裙裾上的颜色讲述着他们迁徙的故事，一条黄、一条蓝、一条红，意味着一个人从某个地方迁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若再次迁徙，裙子上又会多加一条颜色。服饰诉说着人的生命，图案和纹样的传承亦是民族的延续。苗绣里有丰富的绣法，每一个绣种之下又有细致的区分，如同散布在各个地区村寨的苗族人那样。某种程度上，苗绣的复杂系统，映照着他们庞杂的谱系。

杨科礼的代表作《长脚的蝴蝶妈妈》

囊括了辫绣、贴布绣、锁宝绣、侗绣、

滚线绣、盘金绣等多种技法

在杨科礼的口中，过去的“老衣服”和如今的针线交叠在一起，绣成新的绣品再次流通。十多年前，她走乡串寨地收“老衣服”贴补家用。“大家拿着老一辈的衣服来，我一模一样地绣两件全新的，他们会给我费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绣。”这种“复制”让刺绣的过去和现在建立了联结，也在绣娘之间产生了联系。采访间隙，杨科礼穿着自己绣的苗族服饰和绣娘们打招呼。她们拿出手机拍下了杨科礼衣服上的纹样细节，回去仿着绣。

对杨科礼来说，这一幕，似曾相识。“我在走乡串寨的时候也会看绣娘怎么绣，回家以后就想她是怎么绕线的，我怎样可以绕得更快、更灵活。”她自称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偏偏又做着极为需要耐心的慢工细活，“但我绣花可以一直绣到天亮，一绣花我就不想走了，不会再想其他事情。”

在合作社，杨科礼指导更为年轻的苗绣传承人改进手工刺绣的技艺，来应对机器生产时代的需求和期待。

“现在有很多‘高科技’，比如烫衬，几分钟就能搞定绣布的底料，然后马上拿到绣娘手上去做图样。”杨科礼说，这些工艺上的创新要比传统手工绣法的速度快很多。以苗绣中常见的打籽绣为例，线条绕成粒状小圈，绣一针，形成一粒“籽”，整个过程很慢，但在机器上能快速实现。另一方面，杨科礼认为，对于平绣等其他手绣来说，机绣反而容易露出“马脚”。

在阿科里合作社，大家常常为了订单而加班加点。有一次，她们花了一星期完成了8000个订单。还有一次，杨科礼带着两三百位绣娘，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了30万个订单。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可走。目前，只能以绣娘们的时间作为交换：为了按时完成订单，杨科礼和绣娘们可能好几天都“没得睡觉”。好在这样的劳作让她们得到了肯定和酬劳，情况好的时候，一个绣娘“养活一家人的当月开支不成问题”。

杨科礼绣制的龙纹图样

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多少帮助绣娘们改善了生活，也让她们从家庭内部的劳动者成为了专业的“非遗工作者”。杨科礼回忆，在她母亲的年代，许多绣娘白天出去干活，晚上才能抽出时间绣上一点，“男人空闲下来聊天，女人就马上掏出绣片补几针。”

如今的阿科里合作社，已经培养出了很多当代的苗绣传承人。但另一方面，她们不仅要抵抗机器上的时间，还要面对苗绣工艺在更加遥远的未来有可能失传的状态。尤其是双针锁绣，两根针相互缠绕绣出图样，讲究针眼稠密，拉线紧实，被杨科礼形容为苗绣里最难的绣法。“现在，年轻的绣娘不愿意做双针锁绣，它对眼睛的伤害不小；会双针锁绣的绣娘也只能自己设计一些产品，很难做订单。”

做苗绣需要悟性，但首先是个体力活。杨科礼坦言，自己现在已经很难熬夜。她还记得她的师父，国家级苗绣传承人吴通英，“有一次熬夜绣花，绣到打瞌睡，头磕在桌子上，把四颗牙齿磕掉了。”熬夜刺绣对吴通英的身体损害很大，她在65岁时就去世了。直到今天，吴通英还是唯一一位“国家级”苗绣传承人。对杨科礼来说，获得“国家级”的殊荣，至今仍是一个理想。

杨科礼

谈到“传承”与“未来”，杨科礼并不十分乐观。在她身上，透露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或许，她拥有“西西弗斯”的精神，痛苦与快乐，艰涩与满足，始终是并行的。

“您其实很担心苗绣的传承问题，对吗？”

“对，我们为了‘传承’而做，但坦白讲，它不是必需品。喜欢这种文化，愿意为它买单的人太少了。这东西（纯手工刺绣）很慢，效益低，年轻人不愿意做。”

顿了顿，她继续说道：“我喜欢做这个事情，特别喜欢，一辈子都做这个。我是放不下了。那些跟着我的绣娘，她们都做了几十年。有时候我们觉得缺团队，希望得到更大的帮助，但很多从外面来的企业以为我们是一块肥肉。苗绣成了一块‘砖’，做别人的垫砖。”

“做到今天，哭过，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有时候真的很困难，想走绝路去。”说到这里，杨科礼的眼睛泛起了泪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疯子，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癫子。有时候又觉得，我没什么后悔的。我把最好的技艺传给了下一代，我觉得我值了。不管人家怎么讲，我觉得我值了。”

“苦中有乐，做好自己。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在传统苗族文化里，服饰是习俗与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农历二月或三月的姊妹节，女孩们都要换上自己绣的新衣去参加盛会，庆典上还会举行刺绣大赛。即使在物质匮乏的时候，苗族人对服饰的讲究，也展现了他们对于生活和“美”的追求。

而在今天的当地年轻人之间，以服饰为载体的文化认同，变得不再强烈。杨科礼说，现在很多苗族年轻人到城里上学、打工，“他们已经不太会说‘苗话’了”。另一方面，如今市面上的一些苗绣“创新”，实际上是对苗族文化的误读，图案与图腾背后的文化内涵已经被破坏，这令杨科礼感到担心。

比如，她曾见到某些酒店将“蝴蝶妈妈”印在地板上。“我们苗族人很崇拜‘蝴蝶妈妈’。将‘蝴蝶妈妈’铺在楼梯间，这怎么可以呢？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侮辱。”杨科礼说道。还有，某些特定图腾只能在老人过世之时使用，但杨科礼见到有商家将其用于窗帘甚至服饰之上。“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能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魂。”杨科礼带领绣娘们进行了各种尝试，看到了传统苗绣与现代时尚结合的可能性。

围巾、提包、服装……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杨科礼把苗族传统工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结合，自主设计和生产了“阿科里”系列苗族时装、扎染、蜡染刺绣围巾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并出口海外。和她的母亲一样，杨科礼一直在画画，她会创作自己的原创纹样，再交给其他绣娘来绣。

这些基于传统的创新产品，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春节期间，杨科礼前往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那里正在举行免费的刺绣体验活动，很多小孩走到她的摊位，第一次尝试苗绣。去年，在凯里镰刀湾的蜡染刺绣银饰体验班上，她指导大家画蜡画。“蜡画的线条要流畅柔和，不能生硬，就像跳舞一样。”杨科礼讲究每一个细节。得益于像她这样的绣娘的努力，苗绣之美才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杨科礼

2023年12月底，杨科礼前往北京，参加第七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在“博柏利手艺设计师培训公益项目”的展板两侧，陈列着传统技艺与现代时尚结合的作品。杨科礼说，“这就是我想看到的东西”，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就是她想要实现的效果，“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做的”。

谈起北京之行，杨科礼神采奕奕。她直言：“我去北京打开了眼界。这比塞给我一大笔钱还要好。平台很重要，博柏利是非常好的平台。如果有机会，我想多出去交流。”和苗绣里的纷繁细节与华丽色彩对比起来，杨科礼的语言显得简单、质朴，但始终真诚。

离开凯里的时候，天色灰蓝。我们又一次想起杨科礼的故事，想起她说有时候像疯子、有时候像癫子，有时候又很开心。在重峦叠嶂之间，如何守护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未来，如何避免它仅仅成为叙事的装点，这些问题似乎仍在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