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和女性都再次沦为一种背景墙式的展示，被抽象化、扁平化，无法对其复杂性进行更全面更深层的讨论。
尤塞夫.阿格博 – 奥拉《MIKA:八根庙 2023》
Tabita Rezaire, The serpent’s tongue
塔比塔.雷赛尔《巨蛇之舌》
2023年，冥想漫步
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创作
全文图片鸣谢大馆当代美术馆
大馆，香港
2023年12月20日至2024年4月1日
随着生态危机和女性运动议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青蛇” 这个将生态学和女性主义并置讨论的展览在当下显得格外应景。展览以全球变暖为背景，以中国古代传说“青蛇”为名，试图通过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线索探寻各种世界观下别样的生态未来。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组）艺术家的60多件艺术作品遍布大馆的各个展厅、楼梯、墙面与艺术图书馆，而展览无论标题、导言亦或是策展人语，都反复强调“以女性为核心的各种神话和世界观”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与经验”。展览运用“青蛇”作为酷儿女性主义的反派象征，以此突出女性力量与性别流动。
第一间展厅展示了大量与河流以及水文政治相关的作品。来自孟加拉东北部的艺术家小组吉德里·巴维利（Gidree Bawlee）的影像作品《失落的阴影》（Lost Shadows, 2021）通过一群走失的精灵描绘了四条由于农业的过度灌溉而日渐枯竭的河流，曾在河流里生存的鱼与生灵也化作泡影。而巴勒斯坦艺术家迪马·斯鲁吉（Dima Srouji）的悬浮玻璃雕塑《红河》（The Red River, 2023）与散文影像《她依然涂着眼线，满身玫瑰香味》（She Still Wears Kohl and Smells Like Roses, 2023）则共同讲述了纳阿曼河的历史。艺术家用河道里的泥沙做成手工吹制的玻璃，重塑了一条看似美丽实则被工业严重污染的红色河流。视频则调用历史档案，描绘了曾用来存放巴勒斯坦妇女的香水和化妆品的橱窗，与反映今日战争破坏的照片形成了令人沮丧的对比。
不少作品也通过重新引入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来唤醒人与自然在二元对立索取关系之外更多样的共生与依存关系。曼乔特·卡尔（Manjot Kaur）的画作系列《森林召唤八位母神》（Forest invoking Ashta Mātrikās, 2023）通过对印度教女神在古代神话叙事的重新想象，探索了母性与关怀在人类、神灵、植物、地球之间的联系。卡兰·夏雷斯塔（Karan Shrestha）的作品《云宝宝》（Cloud Babies, 2023）则是一个悬挂空中的蛇形动态雕塑，水循环流淌过刻有各种神怪生物的木环，仿若一种回归与守护。展签里也提到了艺术家借鉴的尼泊尔原住民信仰——相信母神在大气中繁衍众神。
2023年，混合媒介装置
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创作然而，随着展览深入，我愈发感到一丝文不对题的迷茫：这个生态展览究竟跟女性主义有何关系？它所呈现出来的关于“女性中心”的讨论似乎停留在了表面，即展览中压倒性的女性艺术家和频频出现的母性神灵，而对更多样的女性叙事和流动的女性主义的理解都是缺失的。在展览文本中，也可以看出策展人在以女性为中心（women-centered）、女性主义（feminism）、女性艺术家（female artist）、女性主义艺术家（feminist artist）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反复摇摆和挣扎。诚然，这不是一个单纯讨论女性主义的展览，但我也并未看到这个展览对于生态学与女性主义这两个交叉学科同源的讨论与延展，而这种同源性恰恰是从以女性主义出发讨论生态学的关键之处。它们都涉及到对某种资源的榨取和某种二元对立之下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榨取环境、破坏文明、暴力建构知识，父权社会制度则系统性地压迫、剥削女性。
一些作品在提及原住民和土著族群之外，确有进一步的强调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对环境自然与原住民的压迫，例如林岚的装置《天后访水 2.0》（2023）通过重塑天后娘娘来回应香港填海工程；塞巴·卡富凯奥（Seba Calfuqueo）的录像表演作品《TRAY TRAY KO》（2022）则揭示了在殖民统治和前智利总统的独裁统治之下，原住民马普切族人、酷儿群体、土地自然是如何遭受剥夺的。可生态女性主义之所以将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并置在一起讨论，恰恰是在强调在父权统治之下、受压迫的女性，正如在资本主义之下被榨取的自然。阿德里亚娜·布斯托斯（Adriana Bustos）的《鱼女》（Pejerreina, 2023）和《南美河流：航行图》（Afluentes Sudamericanos: carta de navegación [South American tributaries: navigation chart], 2023）对于策展而言本是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在讨论生态学与殖民主义的同时，进一步通过鱼女的形象分析父权社会制度对女性系统性的压迫，但展览再次错失了这一关键点。
如果我们不将展览“青蛇”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去探讨，而只把它看作一个命题作文，那它不乏直指生态女性主义核心的作品。例如斯蒂芬妮·科米朗（Stephanie Comilang）和西蒙·斯佩瑟（Simon Speiser）的作品《Piña，为什么天是蓝色？》（Piña, why is the sky blue?, 2021）。可惜的是，这种全球一览的展览在讨论上蜻蜓点水，既无法厘清该宏大主题，也不能深入探讨任何一个细小分支。
这确是一个试图通过各个文化、神话、民间传说中多样的宇宙学与世界观来探讨生态学的展览，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以女性为中心的生态学展览。在某种程度上，这比将女性从展示中心隐退要更加讽刺：自然和女性都再次沦为一种背景墙式的展示，被抽象化、扁平化，无法对其复杂性进行更全面更深层的讨论。这种频频将女性与自然、女性与关怀、女性与大地孕育相联系的陈词滥调，更是固化了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女性刻板印象，而这恰恰与女权主义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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