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期“美术馆在场”刊发的是香港大馆艺术主管皮力专访。2023年2月，皮力结束其作为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希克资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务主管11年的工作，来到大馆担任其艺术主管。2024年香港巴塞尔前夕，《艺术新闻》专访已经上任大馆艺术主管的皮力，讨论大馆当代美术馆之于香港本地与亚洲的定位与角色，及其加入大馆后对机构实践与艺术现状的思考。
“美术馆在场”是《艺术新闻》2024年推出的全新栏目，关注一系列处在实践前沿的博物馆与美术馆，从其年度展览和项目策划出发，探访这些博物馆和美术馆如何梳理自身文脉与地域特点，回应时代议题和观众需求，进行资源整合，制定内容策略，试探艺术更多可能的联结，在谋求发展中，同时进行“寻找自身面孔的努力”。正如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新美术馆中的艺术史：寻找自身面孔的努力》中所写的，“当没有哪种艺术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时，任何艺术都有权利争得在美术馆展出的机会。当不再有美术馆去满足所有要求时，每个美术馆都可以利用展览的机会让这些不统一的期待获得表达权，让想象中的命题在展览中先后得到实践。”
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的美术馆正面临着这样在新的艺术共识没有达成时，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段与不同流派的艺术同时呈现的混杂（丰富）状态。中国国内美术馆在过去数年中迎来了艺术观众的极大增长，但也经历着由于经济和社会环境转轨带来的运营阵痛。国际机构合作与海外巡展在上海与北京等艺术中心城市渐成主流，成为吸引艺术受众的重要模式；以学院作为研究和教育基础的大学美术馆回应自身文脉，生发出联结历史和未来的艺术线索；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美术馆期望扮演文化枢纽的角色，以艺术激活特定地区的文化生活；而由地产体系拱托而起的民营美术馆面临着生存危机，部分机构最终无法渡过危机而黯然离场，也有机构试图通过筹款与慈善拍卖再次启程。在震荡、沉淀与整理之后，2024年是重新整合、再度出发的一年。
通向大馆（Tai Kwun）赛马会立方的“洗衣场石阶”（Laundry Steps），是供游客休憩、电影放映和表演的半户外空间，3月28日傍晚，导演、艺术家蔡明亮将于此处与李康生、高俊宏共同奉献其静观剧场作品《玄奘》的特别预演，身着红色袈裟的玄奘静卧在洁白的画布上，黑衣画家在其身旁用炭笔画下一只只蜘蛛——“今何故来”，玄奘在行走中的自问，亦将成为抛给大馆观众的疑问。这是大馆在香港三月末即将带来的特别项目“艺术家之夜”（Artists' Night）的其中一个节目。当晚，来自全球不同地域的艺术家将在大馆多个空间呈现其创作或现场演出，《玄奘》之外，长居柏林的艺术家、作曲家潘岱静将带来一场视听音乐会，其录像装置《The Hour Between Dog and Wolf》则将在监狱操场展出，印尼日惹实验性二人乐团Senyawa将呈现融合了原始部落与当代音乐元素的表演以及现场装置《Senyawa X》。
蔡明亮，《玄奘》剧照，摄影/王云霖
作为大馆重新开放以来的年度活动项目，“艺术家之夜”在2024年首次与巴塞尔艺博会香港展会合作，在三月的末尾，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艺术行业从业者与观众的聚会之夜。同期在大馆当代美术馆（Tai Kwun Comtemporary）还有展览“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和“莎拉·摩里斯：谁是谁”，以及美术馆二楼“艺术家书籍图书馆”呈现的“关于布鲁斯·瑙曼”。“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所展出的60余件艺术作品来自20个国家的30余位艺术家/艺术小组，以亚洲观众所熟知的“青蛇”形象为触发点，对以女性为核心的神话和世界观及其衍生的生态意涵展开跨时空的讨论与想象；美国艺术家莎拉·摩里斯（Sarah Morris）的新作《ETC》（2023）将镜头对准了疫情后的香港城市景观；而“关于布鲁斯·瑙曼”则是为大馆当代美术馆今年夏季的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大型回顾展而作的铺垫与预热。
三月或许是大馆团队最繁忙的时刻，除了迎接数十万从本地及全球各地来到大馆参观和消闲的市民与游客，香港巴塞尔和香港艺术月（包括聚焦戏剧演出的香港艺术节）的磁场也将吸引来自全球各地艺术界的到访者。大馆所处的中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便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区，开埠后修建的欧式建筑与20世纪后期陆续笋立的现代民居、商业大厦混杂，人口密集而多元。到访大馆可以从中环街市搭乘半山扶梯至荷里活道，在约莫五分钟的路程中，香港的“异质性”随着扶梯的上行缓慢展开，居民住房、酒肆商贾、高楼大厦错落而立，形形色色的广告牌与涂鸦闪过扶梯的窗外。这股混杂气质是大馆的底色。前身为拥有170余年历史的中区警署建筑群，历经十年活化后，2018年重新开放的大馆成为了香港文化的新地标，包含16座历史建筑、两座新建筑与多个户外空间，这座文化商业“综合体”聚集了餐厅、创意门店、画廊与美术馆，烟火气与先锋性并存交织。
曹斐，《监狱设计师》影像静帧，2018年
“文化古迹”、“当代艺术”与“表演艺术”是大馆的三个主要内容部门。除了围绕文化古迹而展开的专题展览、导赏与对谈，每年四月集中呈现表演艺术的“大馆表演艺术季”，以及大馆当代美术馆展厅内每年5至8档的展览，三个部门在策划内容时也讲求合作，正如大馆艺术主管皮力所说，“大馆一直在强调展览与城市空间，以及大馆所在空间的关系”，当代艺术部门所策划的展览与公共项目，一直以来都尝试与大馆的历史以及大馆自带的“城市客厅”特性相连，当代艺术部门在其网页中写道，“展览计划鼓励艺术家对美术馆所在的法定古迹的历史或架构，以某种方式作出回应——不管是直接讲述古迹历史，或间接从建筑结构以至社会关系各个层面进行探索。”作为没有馆藏的“艺术中心”，委约创作成为了大馆当代美术馆呈现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路径，艺术家对大馆特定场域和特定策展主题、策展人对艺术家创作的双向介入与思考，令最终呈现的作品既不乏深度，也不失影响力，在激活建筑记忆、触达大众的同时，灵敏地切入前沿的艺术议题。例如2018年9月，艺术家曹斐首次亚洲个展、同时也是大馆当代美术馆开幕以来首场大型艺术家个展“在过满的世界挖一个洞”便呈现了大馆委约曹斐创作的影片《监狱设计师》，影片以中区警署建筑群中的域多利监狱（Victorian Prison）为灵感，捕捉当代社会中个体的迷惑状态，现实与理想的错愕。
弗朗西斯·埃利斯，《儿童游戏》，1999年至今，“水限__陆界：边境与游戏”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0年，摄影/关尚智
皮力在接受《艺术新闻》专访时表示，每年数百万计到访大馆的游客中，7%-8%的人群会来到大馆当代美术馆参观。“观众来到大馆看展览，和去到一个商场里看展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不一样’做出来。”皮力说。自开幕以来，大馆当代美术馆推出过曹斐、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村上隆、皮皮洛蒂·瑞斯特（Pipilotti Rist）等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大型个展，在这些艺术家的展览历史中，大馆当代美术馆往往是他们落地其大中华区或亚洲首个大型机构个展的地方，其原因不仅在于美术馆的硬件条件、观众群的广大，还在于美术馆策展团队与艺术家之间的积极沟通模式，“我和Tobias（大馆前艺术主管Tobias Berger）的沟通很紧密，”村上隆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曾这样说，“这（‘村上隆 对战 村上隆’）是我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个展之一”[1]。在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年度计划中，对国际重要艺术家的呈现强调了大馆愿景中“加深对我们深处世界的理解”的维度。
江康泉，《过去·现在·未来·流血·流泪·流浪》，2023年，“江康泉：战国庞克”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3年
香港是大馆当代美术馆视阈的“圆心”，对于本土艺术家的关注与扶持也是大馆当代美术馆内容策划的面向之一，这不仅体现在群展中的委约创作对香港本土艺术家的关注（例如“神话制造者”展览中的鲍蔼伦、“青蛇”展览中的林岚）、“艺术家之选”项目中对本土艺术家的侧重（例如徐世琪、曾建华、忻慧妍、梁御东等），也体现在策划本土艺术家个展上，刚闭幕的“江康泉：战国庞克”便是一例，作为197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于香港的动画导演和艺术家，该展览是其在亚洲的首个个展。而以2023年的“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III”以及当前的“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为代表的群展则呈现出大馆当代美术馆更为锐利的一面，从区域出发，探索性别政治、生态环境等紧迫问题，挑战着观众的常规思维。对世界性与本土性、影响力与深度的兼顾，大馆当代美术馆在内容策划层面上，与其所在城市与地域的“混杂”生态相互照应。
“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III”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2年
2023年2月，皮力结束其作为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希克资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务主管11年的工作，来到大馆担任其艺术主管。2023年的香港艺术生态已与其11年前从北京赴港时不同。皮力在2022年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提到，“激发他们（香港这座城市的市民）对香港之外的、当下之外的文化和艺术的好奇心”是其在M+十年最大的收获，而他与M+“未来最能够为中国贡献出来的”，是“除了围绕藏品、艺术和视觉文化的研究工作之外，我们能够带给中国文化现场的最积极的部分”[2]。而从M+“转会”至大馆，后者所代表的某种“新感觉”[3]与国际性视野是皮力所希望延展的部分。相对于M+对中国、亚洲至世界视觉艺术进程的“兼容并包式”的梳理，大馆在介入艺术的方式，以及对社会议题的研究的层面上提供了可能性，“我想这一年的时间，我和我们同事工作的核心就是在展览和学术定位上面，我们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角色。”皮力提到，大馆的观众与艺术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相遇”，而这种“偶然相遇”的关系，是皮力及大馆团队在做展览、教育项目时会考虑进去的特殊性所在，而这也促发了他将教育项目和出版部门，以及一部分的市场、媒体部门整合成一个新的“体验”部门，“不同的观众来到大馆的体验不一样，我们在考虑如何利用不同渠道接触到不同的观众”。
检阅广场，大馆，图片来源：Herzog & de Meuron
2024年香港巴塞尔前夕，《艺术新闻》专访已经上任大馆艺术主管的皮力，讨论大馆当代美术馆之于香港本地与亚洲的定位与角色，及其加入大馆后对机构实践与艺术现状的思考。在对谈中，皮力提到，过去十余年，伴随着展会、画廊的入驻，香港已成为了当代艺术国际中转站，而在当代艺术之外，迅疾发展的社交媒体“削弱了人性的复杂性”，涌动的危机与矛盾令“去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明显”。“不要忘记事物的复杂性”，皮力说，站在时代的复杂性、观众的复杂性以及艺术家的创造性之间，艺术机构是“中立”的，“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来打开这种复杂性”。而大馆当代美术馆朝向本土及世界的多棱镜，即是对此种复杂性的回应。
皮力
大馆艺术主管
Q = 《艺术新闻》A = 皮力
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扩展当代艺术的广度与深度
“玛利亚·哈萨比:我会是你的镜子”展演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3年，摄影/Thomas Poravas
Q：对于香港而言，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定位和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A：我们在愿景里写道，我们希望大馆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机构，它能够“积极地介入和支持当代艺术的创作，转换我们对当代艺术的感知方式，加深对我们身处世界的理解”。
大馆当代美术馆就像是一个艺术中心，我们没有自己的藏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展览的作品都来自借展或委约创作，这个特点赋予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展览中的许多作品需要委托艺术家来创作，我们会介入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间有很多交流。我们特别看重大馆在香港社会里的这个功能和作用。
当代艺术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作品也在不断地推动和扩展当代艺术的边界，比如我们去年委托的玛利亚·哈萨比（Maria Hassabi）的《我会是你的镜子》（I'll Be Your Mirror），我们也积极地在看数字艺术，AI、VR这些东西都在强化我们对当代艺术的重新定义，大馆当代美术馆相对于其他美术馆，应该在这方面走到前面来。
过去十年，香港发生了很多变化，巴塞尔艺术展、国际大画廊进驻香港，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当代艺术国际中转站。所以我们提高了要求，希望我们做的这些展览能够让观众在沉浸、惊叹之后，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历史的关系，今天的艺术、新近的历史和艺术史的脉络关系。
Q：在与内地乃至亚洲的交流中，大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大馆如何对这个区域的艺术家进行扶持？
A：在未来，我们不仅要着眼香港的艺术家，作为国际艺术机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大馆在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的艺术家的层面上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你可以想象以香港为中心，从香港到中国内地最北端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就是我们的“区域”，一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这个区域的问题在于，很多艺术家先是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机构中的呈现比较晚。有了大馆这样的机构之后，我们能够在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中，用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机构经验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艺术生涯早期的机构展览。
布鲁斯·瑙曼，《对立式平衡研究1-7》，2015-2016年
Q：2024年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展览计划包括当前刚展出的“江康泉：战国庞克”、当前正在进行的“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夏季的布鲁斯·瑙曼回顾展，这些展览的策划思路是什么？
A：江康泉的展览关乎我们如何展示我们这个区域的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展览不仅涉及香港艺术家，也涉及和历史、数字文化、流行文化的关系。布鲁斯·瑙曼的展览则是大馆愿景里“加深对我们身处世界的理解”的层面，强调我们的艺术和周围世界的关系。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先锋艺术家的展览，用整个美术馆的展览空间来向大家展示一位在历史上或当下很重要的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布鲁斯·瑙曼”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查性、研究性的展览，展示艺术家从1960年代以来，声音、工作室、空间等元素如何不断地回到他的创作中，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论及他与观念主义、达达、极少主义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希望给观众呈现出一个更大的面向：艺术家如何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不断获取动力和能量。而“青蛇”和去年的“神话制造者”这类展览的思路在于通过一个大型群展，把当下人类社会和文明所面临的紧急问题交给艺术家来回答，呈现我们这个区域的艺术家对世界性议题的贡献，展现我们这个区域的经验和本土性质。这三个展览基本上呈现了我们美术馆展览的框架，它们分别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斯蒂芬妮·科米朗与西蒙·斯佩瑟，《Piña，为什么天是蓝色?》影像静帧，2021年，作品于大馆当代美术馆“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展出
大馆当代美术馆有三个主画廊，我们目前的想法是，每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期间的展览项目安排会进行轮换，一年用整个空间做群展，一年是三个艺术家个展同时展开。我们不希望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期间利用全馆空间做大型个展，展会和画廊在此期间会密集地、英雄主义地呈现艺术家，在全世界的观众来到香港的时刻，全景式的展现比较重要。
Q：无论是2019年的“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去年的“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III”，还是当前的“青蛇：女性中心的生态学”，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展览对紧迫社会议题的关注呈现出了前沿的观察和对本土艺术家的关注。此类展览的议题方向和合作艺术家是如何选择的？
A：我们的策展团队会对研究议题进行规划，思考未来三到五年，哪些领域、哪个区域应该成为我们馆研究的主导方向？这些研究刚开始可能是文章，然后体现为讲座，后来可能就是群展，最后体现为一些小个展。整体像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做已有的展览，也会把整个策展的力量聚焦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上，比如数字网络文化及其所带来的新的感觉方式的问题，也比如机构批判的问题等等。我们列了一些很重要的领域，对它展开研究，从观念开始，最后聚集到艺术家个体和创作上。
莎拉·摩里斯，《ETC》影像静帧，2023年，M+与大馆当代美术馆委约创作
Q：M+和大馆当代美术馆联合委约创作莎拉·摩里斯的影像作品《ETC》正在M+幕墙展出。这个项目如何结合与发挥两个机构各自的特质？
A：这个项目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后来因为疫情就断断续续停下来了。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联合委约的作品，包括M+之前和其他几个机构联合委约的何子彦的《无名》。我觉得这在未来是一个趋势，不同的机构把资金放到一起，来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莎拉·摩里斯的这件作品比较特别，2018年她到国内做过展览（莎拉·摩里斯：奥德赛，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8年她在奥运会期间在北京拍摄了《北京》，我们就想，她能不能做一件和香港有关的作品？2018年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邀请她来拍香港城市的肖像，由M+和大馆来委约。今年一月到三月，观众可以在M+幕墙上看到莎拉·摩里斯的《ETC》，三月中到四月，我们会推出莎拉·摩里斯的展览。这些项目都是能代表M+或大馆这样的机构，对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社区的承诺。
潘岱静，“回声，青苔与泄”展览现场，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1年
Q：三月，大馆首次与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合作，呈现为本地艺术家而设的，汇聚现场表演、装置艺术和音乐演出的“艺术家之夜”，这个活动具体将呈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
A：“艺术家之夜”是大馆自开馆以来就有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想让大馆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今年的“艺术家之夜”会呈现几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包括“大馆表演艺术季：SPOTLIGHT”的特别预演，由蔡明亮执导的半户外式静观剧场《玄奘》，谈论身体与绘画的关系；印尼乐队Senyawa的作品结合了印尼民间乐器、自制乐器和电子音乐，他们会在当晚呈现两场演出，强调现代与古代不同音乐之间的关系；现居柏林的艺术家潘岱静会在监狱广场呈现一场音乐表演；在监狱广场，潘岱静和香港艺术家将会呈现各自的装置作品。香港的DJ晓霖将会在“艺术家之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进行演出。整个“艺术家之夜”的活动将从下午六点一直持续至晚上十一点半。多重历史与文化身份之间的“此时此地”
“性别与空间”线上网站 taikwun.hk/gender-and-space/
Q：大馆当代艺术美术馆作为大馆的一部分，每年接受大量的游客参观，你们在工作中如何连接大馆过去与现在？
A：大馆一直都在强调展览与城市空间，以及大馆所在空间的关系，例如2018年我们委托曹斐为大馆制作的影像作品《监狱建筑师》，探讨了大馆历史的不同面貌。大馆现在有三个负责内容的部门，“当代艺术”“文化古迹”和“表演艺术”，未来几年，我们会慢慢强调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大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记忆。去年“神话制造者”展览期间，文化古迹部门做了“性别与空间”，从性别的角度探索中区警署的历史和空间建构；江康泉的展览期间，监狱广场的“绽放大馆”项目将数字影像投映在建筑之上，在视觉上与展览呼应。我们一直比较在意项目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做过一次统计，每年到访大馆的游客中，7%-8%的人群会进入大馆当代美术馆来看展览。大馆的观众与艺术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相遇”。我来到大馆之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举措，把教育项目和出版部门，以及一部分的市场、媒体部门整合成一个新的部门，我想给它命名为“体验”。不同的观众来到大馆的体验不一样，我们在考虑如何利用不同渠道接触到不同的观众。比如我们都将社交媒体视作展览推广的平台，但换个角度，观众是不是也能通过社交媒体来学习？我们不仅仅将社交媒体视作媒体和市场的渠道，更多的是混合了媒体、市场和学习的渠道，这些地方都要提供给观众很独一无二的经验，观众来到大馆看展览，和去到一个商场里看展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不一样”做出来。
杨嘉辉，《家具曲》（书架音乐），2015/2017年，“声书相印”展览现场，艺术家书籍图书馆，大馆当代美术馆，香港，2023年，摄影/何子伟
Q：您在2023年初就任大馆的艺术事务主管，您如何总结过去一年在大馆的工作？
A：在过去的一年里，首先我们明确了机构的愿景，讨论未来十年大馆能为香港及观众提供怎样的文化体验。其次我们也明确了扶持艺术家创作的方向。香港有不同的文化机构，我想这一年的时间，我和我们同事工作的核心就是在展览和学术定位上面，我们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另外，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和策展水平都处在一个提高的过程中，团队的工作方式和基准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处理像“布鲁斯·瑙曼”这么复杂的展览，它涉及到许多创作于五十年前的作品，怎样处理这些脆弱的作品，怎样处理版权、运输、保险等问题，都非常重要。布鲁斯·瑙曼不像我们曾做过的村上隆那么家喻户晓，我们要怎么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来推广？这都是我们在这一年中仔细思考和运作的事情。我同时也保留了策展人的身份，“布鲁斯·瑙曼”展览是我今年作为联合策展人参与的项目。
Q：从你的经验角度出发，你认为香港及中国大陆当前的艺术环境面临了怎样困难和挑战，艺术家、机构和行业从业者如何突破这些障碍？
A：我们其实都注意到了过去十年整个世界发生的变化，整个社会因为社交媒体被分裂了，大家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观点都很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充满了敌意，人们总是以支持或反对的方式来标记对方，这种方式其实降低了人性的复杂性。人们很容易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团结自己，这都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不要忘记事物的复杂性。我还是相信机构是中立的，机构是站在有无数想法、无所顾忌的艺术家，以及那些拥有不同认知世界的方式的观众之间的。艺术机构如何支持和帮助艺术家的创作？又如何让这些复杂的观众能够去理解、接受这些创作？我们要从时代的复杂性、观众的复杂性来考虑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你是在香港、欧洲、东京或是中国内地。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打开这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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